为分到“糖”吃,民进党派系内斗“刀刀见骨”******
【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吴薇 王琪】由蔡英文一手主导的“行政院”改组,在1月31日画上了句号,但民进党内部不同派系间的2024“卡位战”,或许才刚开始走向白热化。纵观新“内阁”的人事安排,最明显的就是“派系共治”和“派系平衡”,但即便几大派系能够“雨露均沾”,“政治分赃”依然是民进党内斗不变的主题。而不择手段的权力斗争,只会让岛内民众对民进党“只为权力,不为发展”越来越失望。
四大派系“都有糖吃”
先来看一下这次台“行政院”改组,各派系分到的位子:英系的陈建仁出任“行政院长”,“行政院副院长”是新潮流系、但与英系交好的郑文灿,属于“正国会”派系的前基隆市长林右昌出任“内政部长”。部会副首长层级,也基本上延续了该路线,像“涌言会”的阮昭雄出任“侨委会副委员长”,新潮流系的前台北市议员梁文杰任陆委会副主委。用台媒的话说,“各派系都有糖吃”。
上文提到的就是目前民进党内的四大派系。1986年该党创立之际,由在野政治人物与地方人士结合而成,各有其不同的政治理念,随后逐渐演变成派系。其中新潮流系的前身为1983年成立的“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”,可以说,“先有新潮流,后有民进党”。英系在2016年蔡英文当选后成立,以“小英之友会”为主体,代表人物包括陈建仁、高雄市长陈其迈等。“正国会”成立于十几年前,以“立法院长”游锡堃为代表,主要政客包括刚出任“内政部长”的林右昌等。“涌言会”于2016年由亲绿的三立电视董事长林昆海主导组成,俗称“海派”,以“立委”王定宇为代表。民进党还有一些小的派系,比如以前“行政院长”苏贞昌为首的苏系,代表人物是他的女儿、“立委”苏巧慧等。
各派系内部还有小的派系。前“立委”邱毅2月1日告诉《环球时报》,新潮流系内分为“南流”和“北流”,前者就是以赖清德为代表,“北流”是以郑文灿为代表,与蔡英文关系更为密切,而蔡英文也通过拉拢郑文灿制衡赖清德,分化南北流。此外,还有一些已消失的派系,像美丽岛系成立于1984年,以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、许信良等人为代表,1996年后逐渐没落。
2006年7月,民进党全代会通过解散派系的提案,要求立即禁止以派系名义设立办公室、招募会员、收受会费、对外募款等,党职人员和公职人员任职期间应声明退出派系。台北驻日代表谢长廷成立的“福利国连线”就是在此时解散的。这份提案被视为冲着新潮流系而来,但该派系随即转到台面下,成立“台湾新社会智库”,继续培养接班梯队。
新潮流系不像英系等围绕特定核心人物,也不像其他派系只需缴纳一次会费,而是每个月依据职务缴纳固定费用,从助理幕僚的几百元新台币到“立委”、市长一个月上万元,这些钱成为其维系人员培养、选战布局的经费,也是其成为民进党实力最强派系的“秘诀”。“甚至比对敌人更狠”
民进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实行“派系共治”,各路人马不时结盟,分食“政治蛋糕”。像英系在2016年选举前势力较弱,因此选择与当时党内第二大派系“正国会”结盟。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家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建民2月1日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采访时称,民进党内派系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一种政治文化,对权力分配至关重要,所以尽管陈水扁当年还废除派系,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派系存在发展的现实。他直言,“谈论派系,其实也是在谈论民进党内部的政治权力分配和斗争”。以2020年“立法院”为例,在民进党61席“立委”中,只有6人没有派系背景,新潮流系人马最多,有18人;其次是英系的14人;第三大派系“正国会”有9人。
“有必要这么急吗?”“4年前被你做掉,这次就是要把你做掉,不然要怎样!”2018年12月13日下午,大门深锁的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党团办公室尽管不让媒体靠近,但办公室内的呛声、激烈的争吵声,仍然从门内传了出来。当天,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党团甲级动员,讨论正副议长选举人选推举事宜,结果大家吵成一团,气氛火爆。最后,以时任副议长郭信良为首的非主流派7名议员愤怒地拂袖而去,走出会场时还不断痛骂“蛮干,太鸭霸了”。事后,郭信良与国民党、无党议员联盟结盟,经过两轮投票惊险当选议长。
为了分到“糖”吃,民进党各种党内选举往往杀到“刀刀见骨”,比这刺激的情况有很多,岛内媒体经常提起的就是2019年民进党党内初选,英系人马为了让蔡英文出线,操控网军大举攻击新潮流系的赖清德,逼得赖清德在记者会上不断“求饶”。
还有一些内斗是在台面下进行的。2021年3月,“涌言会”的民进党“立委”王定宇被爆多次出入同党美女发言人颜若芳的住处,疑有婚外情,两人都声称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。一时间,王定宇成了众矢之的。事后有媒体爆出,背后恐涉及民进党内派系斗争。前“立委”李俊毅称,有可能是新潮流系要保现任台南市长黄伟哲,而出手修理王定宇,这件事之后,王定宇要选台南市长大概就没机会了。一名匿名媒体人也在脸书粉专质疑王定宇的料是谁爆的。他说,一般这种婚外情被爆料绝大多数出自原配,但感觉王太太并不知情。联想到绯闻男女主角都是民进党的人,“除非自己人,否则很难获得相关信息;即使是媒体记者,若不是非常信任的自己人,也不会知道”,所以“爆料者只剩下一个可能,就是民进党自己人”。
王建民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回忆起苏贞昌和谢长廷当初争夺党内候选人的情景。他说,两人斗争非常激烈,相互辱骂,除了政治攻击外,用的一些污蔑性语言“前所未见”,甚至比对敌人更狠。再比如,赖清德曾被蔡英文网军“修理”,他这次出头后第一时间就清除了蔡的智囊洪耀福,“这才是赖清德复仇的开始”。不过邱毅提到,蔡英文掌握行政机器,控制情报单位,英系可以收集证据放给媒体曝光,并用财税调查吓阻企业金主金援赖清德。
本质就是“分赃”
“派系共治”被民进党视为赖以稳定的“基石”,陈水扁曾在接受采访时称,他担任党主席时就有解散派系的声音出现,也通过了提案,但“派系解散不了”。
不过,一些派系被认为“前景不妙”。一是苏系,以前苏贞昌还能靠“行政院长”的权位维持苏系,现在将面对后继无人的处境。二是英系,该派别高度依赖蔡英文个人,也最大程度地分享蔡英文带来的“政治红利”。一旦蔡英文2024年卸任,本就组织松散的英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,原来的不少成员为了各自的政治前途将纷纷改投新主,重新寻找政治靠山。所以蔡英文才会拉拢陈建仁入党,壮大英系力量,避免提前跛脚。
不择手段的权力斗争,只会让岛内民众对民进党“只为权力,不为发展”感到失望。王建民说,如果矛盾不能调解缓和,中间的浅绿选民肯定感到失望,抛弃民进党。联合新闻网1月30日称,“派系共治”向来是比较斯文的说法,其本质与“分赃”差别不大,蔡当局美其名曰要组成“战斗内阁”来迎战2024年选举,但从“阁员”名单看,“充其量不过是透过资源分配来安抚党内各山头,潜台词是谁也别想造反”。《中国时报》称,从去年“九合一”选举以来,民进党选情处于危急状态,派系抢资源肯定抢破头,稍有闪失就会打破派系平衡,蔡英文寻求表面平衡的布局,恐引发更糟的失衡,进而冲击2024年选情。
不过,民进党向来把冲突表面化。岛内政治学者赖岳谦2月1日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采访时称,新潮流系虽然在民进党内占据主导地位,但是由于民进党的玩法,他们基本上不会赢者全拿,“是拿大块的,他们走分赃政治”,这也就是为什么民进党内部权力斗争很激烈,但大家都会留一条后路。蔡英文也曾在胜选后声称,“民进党可以竞争,但竞争结束了就是团结”。对于2024年选举,国民党仍要保持高度警惕。
新岁访巴金******
中新社记者 谷苇
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,踏着霏霏细雨,来到巴金的家里。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,照旧“闭门谢客”,继续他的写作生活。
也许是江南的春寒,最难将息。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,有点“感冒”。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,脚步还是轻快的。
在他的客厅坐定,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。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,显然是乐观的。他说: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,他们在埋头苦干,有思想,有志气。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:“一个作家,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。”
“我自然还要写作,只是做得慢些。”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,巴金说:“那几项工作,总要把它做完。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。”巴金的“几项工作”,确实都在进行着,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,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。
为香港《大公报》所写的《随想录》,已出版了两集。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,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。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。他说:“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,我总把它写出来,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,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。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,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。”
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,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《一双美丽的眼睛》。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,问到“大概写了几万字了?”巴金微笑着回答:“这很难统计,反正在写。一定要把它写完的。”
“《创作回忆录》早已写完了。原来打算写10篇,结果写了11篇,都在香港《文汇报》上发表过了。不久以前,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。”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,拿了一本新书下来,签上名,送给我。这确是一本好书,不论是书的内容,还是书的印刷、装帧和设计。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,这本书“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,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。”读过这些文章的人,都会有这样的感受。
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,那部有名的《往事与随想》。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,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。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,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,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。但是,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——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。“因为种种原因,可能完成得慢些。比原定的计划……”所谓“种种原因”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、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——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、日本、瑞典、瑞士等国家访问过。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、讲学、小住创作的国家。比如美国的“国际写作计划”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,在来华访问时,都曾热情提出邀请。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,巴金都只好谢绝。此外,当然还有一些“非开不可”的会议。
当然,“开会”与写作是“两者不可兼得”的。有时为了开会,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。有时,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、刊物、出版社的“盛情约稿”。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、体谅作家的苦衷的,但在“一约”、“一谢”的过程里,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。
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,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,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。巴金只说了一件事: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《巴金选集》,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。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。
“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《巴金文集》吗?是否可以再版呢?”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,为了这部被张春桥、姚文元之类称作“十四卷邪书”的文集,巴金在已过去的“十年长夜”里吃够了苦。
“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。对读者来说,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,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。至于文集,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,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。所以,我不愿意它再版了。”对于出书,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。
早在几年之前,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“中国现代文学馆”。不论是在法国,或是在日本,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,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,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、整理,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。现在他的倡议,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。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,都热情地支持、拥护巴金的倡议。周而复把这个倡议,称作“一个迫切的倡议”,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。茅盾去世之前,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《夕阳》(后改名为《子夜》)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,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。至于巴金自己,他早已准备一俟“中国现代文学馆”有了房子,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,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(包括许多珍贵的、著名作家亲手题赠“初版本”书籍),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,都捐献给文学馆。除此而外,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,为文学馆的建成“助以一臂之力”。
现在,“中国现代文学馆”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,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。
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,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。告别时,巴金坦率地笑着说:“四人帮”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。但我终于活了下来,这是“幸免”,也是“幸存”,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,因此也格外珍惜。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,当然,首先就是写作。其次,就是为自己“料理后事”,我不想立什么遗嘱,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,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。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,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。比如主张办文学馆,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。还有我的稿费,也不想留给子女,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。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、文学发展的地方。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。
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、对人民、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“戏言身后事”,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,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。
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、健康。
(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)
(文图:赵筱尘 巫邓炎)